漫話寫作
（一）寫作的理由世界很大，大到包羅萬象；雪域高原、沙漠海浪、田野天空，盡在其中。世界很小，小到獨居心靈的一隅；身居斗室，無視外界的一切，只有自己一方狹小的天地。
世界是喧囂而忙碌的，其間也不乏精彩的瞬間，不乏溫暖的鏡頭，不乏真實的感動，不乏莫名的懊惱，不乏難言的無奈，不乏漠然的困惑。因而，不免時時眩目、時時感動。
快樂、美麗需要分享。把快樂無限放大，傳遞給更多的人，讓快樂變得恒久。將美麗定格、留存，讓記憶溫馨。
落寞、憂傷需要訴說。很多事、很多人暗藏於心靈深處，不敢觸碰，不經意卻又時時觸碰，時時刺痛心靈。把它放逐給文字，使之隨文字一起躍動，來一次情感的遷移。撫慰受傷的心靈，平復內心的傷痛。
正義、善良必須張揚。時代、生活需要正義，需要善良。給正義張目，是為了更好地遏制邪惡；高揚善良，來溫暖漫漫人生。
扭曲、淪喪必須唾棄。“尊老愛幼”、“誠信為本”、“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”等傳統美德遭漠視。人性的扭曲，道德的淪喪，污濁了社會風氣。
醜惡、弊端必須抨擊。娛樂圈的“潛規則”，多少青年才俊因此墮落；明星代言的不實廣告，其虛假宣傳，誤導消費；機關的用人之道“任人唯親”，使多少“千里馬”無出頭之日。
情感的宣洩、人性的彰顯，思想的靈魂有所皈依，文字就是一個好的出口。也就是說，寫作在很大程度上，是為了制服自己躁動的靈魂，為了平息自己內心的不安。
（二）言為心聲
所謂“言為心聲”，就是說文章裏流露的是人的真性情。即使是一個善於矯揉造作的人，也會情不自禁。這就是“情動於衷而發之於外”。
作為社會的人離不開生活的土地，切不可供奉於神壇之上，文人亦不例外。
李白的一生放蕩不羈、寄情山水，留下了大量的傳世之作。既有“黃河之水天上來，奔流到海不復回”的豪邁氣勢，亦有“行路難、行路難……”的無奈歎息。
豪放派的代表蘇軾，既有“大江東去浪淘盡”的英雄氣概，也有“十年生死兩茫茫”的千回百轉的兒女柔情。
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魯迅，在左翼時期，他的雜文以其犀利的文風，讓那些反動文人膽寒，對待革命的青年，魯迅是傾其所有給予幫助。
人性的多元化，在他們身上、在他們筆下得到了淋漓盡致地展示，這才是真實的李白、蘇軾、魯迅。
當然，文過飾非者往往喜歡粉飾太平。歷朝歷代的御用文人不乏其徒，他們的做法不為人所恥。文字的前瞻性很多時候就是一種投機。歷史自有後人評說，那些投機的政客將隨同歷史一同退出舞臺，如煙霧一般消失。
（三）開篇與結尾
中國古代人寫文章特別講究起承轉合。“起”就是文章的開頭，文章的開頭寫得好，耐人尋味，自然能調動讀者的興趣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，文章也不例外。
於是乎，人們都希望能起筆不凡，快速地抓住讀者。這種想法原本無可厚非，但過於執著或者是刻意為之，甚至是故弄玄虛；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，失去很多的讀者。
托爾斯泰有篇文章的開頭是這樣的“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卻各不相同。”也許多年過去，人們並不記得這篇文章的名字，但這個開頭卻始終記憶猶新。
畢竟我們不是托爾斯泰，沒法做到如此完美。況且好的開頭是需要靈感的，而靈感是可遇不可求的。靈感來自於生活的積澱，來自於思想的碰撞。
人說畫龍點睛，點睛之筆何其重要不言而喻。在我看來，文章的結尾不可戛然而止，而是出於自然，留給讀者想像的空間。對於鬱達夫說的“曲終人不見”為高一著的說法，我不以為然。音樂的妙處在於餘音繞梁，無窮的回味。文字亦然。
得失在寸心，俯仰不由人。生死得失，不必悟禪，亦能看破；或悲或喜，千人一面，流於形式，則過於乏味。塞翁失馬、因果迴圈，尚無一定，何況文乎？文章的開頭與結尾不可千篇一律，否則，豈不是與過去的八股文沒什麼兩樣？！
（四）文體、風格、語言及其他
文章的體裁大體有散文、雜文、詩歌與小說等等之分，若要細化，還可分出更多的種類。
散文也可以分為敘事散文、抒情散文、哲理散文。但似乎很難明確界定，很多時候也沒法嚴格區分。敘事抒情相得益彰，哲理的闡發水到渠成。散文的寫作，講究的是“形散神聚”。文章的內容看起來很散亂，其實有一條內在的線索貫穿其中。這條線可以是時空的轉換，可以是情感的變化。這條線就是寫作的技巧，思維必須是慎密的，敘事、抒情也是自然的。
作為社會的人，我們不可能無視身邊發生的一切，不可能漠視生活，做冷眼的旁觀者。對各種社會現象都有自己的看法，針砭時弊必須觀點鮮明，必須洞悉各種現象背後的本質。雜文的目的就在與通過文章的披露，引起世人及整個社會的關注，促成問題的解決，以利於防微杜漸。
我很少寫詩，不敢妄談詩歌。但我明白，詩歌猶如文學中的“輕騎兵”，其短小精悍的文學形式最能快捷地反應社會生活。
小說來源於生活卻又高於生活，它是對現實生活的一種濃縮。環境、人物、情節三要素的把握特別重要。人物生活在特定的環境之中，肯定會受環境的影響。環境的渲染，有助於展示人物的性格，有利於讀者更好地理解人物。人物的描寫是多方面、多層次的，語言、動作、外貌、心理活動都可以折射人物的性格特點。情節的設置講究合理性，要經得起推敲。
文學首先應該是人學，是為政治服務的，它植根於社會生活的土壤。因此，其作品不由自主打上了時代的烙印。歷史上的南北朝是民族大融合的時期，其社會風氣十分奢華，因而文壇也刮起了一股華麗之風。駢文就是這種環境下的特定產物，特別講究外在的形式而忽略了內容。漢賦亦是如此。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在文學中也有所反應，李白的浪漫主義、杜甫的現實主義從某些側面解讀了這段歷史。
多元文化的今天，社會風氣更加開放，對文學的風格應該持“百花齊放”、“相容並蓄”的態度。即使是一些舶來品，也應該主張洋為中用。
“吾手寫吾口”“吾手寫吾心”，真實就是文章的生命。率真、自然、情感充沛的文章，往往是令人回味的。
隨性而為應該是語言的一種較高的境界，隨性、隨意只有一字之別，可相去甚遠。隨意缺乏認真、流於膚淺；隨性是生活的積澱，文字的積澱；決不是不講究語言的凝練，而是反對那種“語不驚人死不休”的作派，“三年得兩句，一吟淚雙流”的苦吟派，練字煉句走火入魔，在中國文壇並不為人稱道，而賈島的“推敲”則為文壇美談。
我崇尚質樸，但並不反對華麗。語言的質樸、華麗本無優劣之分，關鍵在於文章是否有實在的內容，是否有現實意義。空洞無物的文章，即使詞藻再華美，也是不為世人所認可的。質樸不是記流水賬，事無巨細，一股腦兒全部搬來，文章佔有的材料自然是越多約好，但材料是必須要有所取捨的，篩選的過程也是寫作的一個重要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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